写在前面的话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我国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在蓝天保卫战中斩关夺隘、征尘未洗的钢铁行业将再次向“碳达峰”“碳中和”发起冲锋。

为凝聚众智，为钢铁行业低碳发展谋思路、寻出路，3月6日，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我们邀请到了部分来自钢铁行业及上下游的代表和委员，一同探讨钢铁行业碳减排相关的重点和热点话题。

3月6日，来自钢铁行业的6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姜维；钢协副秘书长，中国冶金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陈玉千通过视频连线“云聚”中国冶金报社两会会客厅。图为“云合照”。

采访嘉宾

■何文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

■刘明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一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曹志强

全国人大代表，华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侯军

全国人大代表，山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夏文勇

全国人大代表，新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黎立璋

全国人大代表，三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问题一：据测算，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占比超过15%，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我国钢铁行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钢铁行业在碳减排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行业普遍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钢铁行业碳减排面临不小的挑战。对此，您怎么看？钢铁行业在实施碳减排时应把握哪些原则？

何文波：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我国力争在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约束，是包括钢铁行业在内的碳排放主体绕不开的挑战，必须马上付诸行动。全行业务必高度重视，协同发力，全力推进低碳绿色发展，为国家总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做出积极贡献。

具体来看，对于行业碳减排问题，我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的考虑：一是钢铁行业自身如何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二是跨产业合作的问题，三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这3个问题其实用另一层意思讲是3个关系：什么问题需要自己研究？什么问题需要跨行业研究？什么问题需要政府研究？

第一，当前钢铁行业自身的问题，主要是技术突破的问题。低碳冶炼、废钢应用、全过程的节能，从制造过程来说都是技术的问题。而目前中国长流程炼钢占比为90%，且粗钢产量达10亿多吨，在低碳冶炼环节没有突破的话，要想碳达峰，靠别的都来不及。这是全球钢铁行业面临的共性课题，需要一起来突破。因为涉及基础研究的问题，科研院所也要加入进来。废钢使用应该说是政策设计更为重要，全过程节能减排涉及的更多是管理问题。

第二，要加强跨产业合作。横向来看，要加强与其他行业的合作，比如同化工行业的合作潜力非常大。纵向来说，碳减排涉及的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看，还包括产品应用，要加强与下游用钢行业的合作。我们不能因为当前面临的铁矿石资源等问题就减缓扩大绿色钢铁产品在下游应用的进程。

第三，要重视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我认为这方面要符合3个原则：

首先是保护竞争力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使命。近年来，中国钢铁既保障了下游产业对钢材用量的需求，也保障了对钢材品种、质量的需求。我们钢铁行业目前面临环境和资源两大强约束，同时还要与全球钢铁企业同台竞争。在环境约束方面，国内钢铁企业普遍面临超低排放改造和碳减排双重挑战，需要较大的投入，相关技术也不是很成熟，行业面临的风险不可知。在竞争力方面，如果行业没有竞争力，产业升级和低碳减排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要系统地分析，与政府主管部门一起分析行业面临的挑战和任务；我们既要坚决全力以赴落实国家节能降碳的政策，也要仔细论证、踏石留印、量力而行，做符合现阶段发展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或者发表企业行业宣言倡议时，一定不能不加论证，盲目层层加码。

此外，在包括碳交易在内的一些制度设计方面，我们要考虑让相关利益向行业内的优秀企业流动，而不是向外流动，要让好的企业走在前面，越快越好。希望碳减排能促进行业竞争力的提升，而不是降低行业竞争力。

其次是永远鼓励先行者的原则。和超低排放改造一样，我们鼓励达到环保A级的钢铁企业不限产。同样，在低碳发展的制度设计上，也要遵循这一原则。

最后是鼓励跨产业合作的原则。碳减排仅靠钢铁自身是干不成的，需要同横向、纵向不同行业进行合作。

总之，我们希望能够聚集全行业的智慧，把一些问题转化为政策选项，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国发展阶段、具有特色的、能够使中国钢铁真正走向世界一流的政策。

曹志强：

这次总理在报告里专门把碳排放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明确提出来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同时也要求制定2030年的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钢铁行业作为碳排放大户，的确面临不小的挑战。

我认为，第一，钢铁行业要画好“自画像”。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方面，我们要切切实实看到，钢铁生产主要还是采用以碳元素作为还原剂的传统工艺技术，钢铁工业确实是高碳排放的传统的行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从钢铁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来看，我们的碳排放因子其实是显著低于铝、陶瓷、塑料等其他材料行业的，因此，钢铁是一种非常绿色的低碳材料。

第二，“十三五”以来，中国的钢铁工业通过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废钢比、提高能源的管理水平、大力实施超低排放的改造等，在节能减排和环境整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16年~2019年，钢铁工业能耗不断下降，相当于节约4.8亿吨标准煤的能耗。

第三，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之下，我们钢铁行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确实也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集中表现在：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意识还有待增强，有极少数的企业可能还在注重规模扩张，对节能减排并不是很重视。能源结构亟待调整；技术创新的能力上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氢能冶炼、生物质冶金、熔融还原和碳捕获等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突破；产业集中度不是很高，给集中力量解决行业碳排放的问题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

侯军：

近年来，随着钢铁企业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持续努力，以及对短流程、新型低碳冶金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钢铁行业在碳减排方面已取得很大进步，进一步深度实施碳减排的压力确实较大。不过，从行业总体来看，碳达峰目标有望率先实现，这需要从国家层面以合规产能为基础严控钢铁产量，继续实施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同时，结合新型低碳冶金技术、钢化联产等手段，进一步促进深度碳减排，推进实现碳中和。

夏文勇：

现在钢铁行业减排的压力确实很大，不过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我理解碳减排的核心还是用能结构的调整，减少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消耗。对于钢铁企业来说，首先是要降低煤炭的消耗，其次是要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降低外购电量，调优产品结构，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问题二：针对未来面临的低碳约束，钢铁行业、企业、政府等多方应该做哪些工作？

曹志强：

第一，在国家制定2030年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认真去研究思考有利于行业长远发展的一些政策建议。这个工作要主动去做。同时也应该建立和健全行业的碳排放管理标准体系。

第二，我们建议政府来制定、出台包括专项资金、绿色金融、减税降费等在内的一些政策措施。一方面，这些政策鼓励钢铁企业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冶金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工业结构；另一方面，用一些政策去引导下游用户用钢的升级来支持钢铁行业开发绿色产品。

第三，提升钢铁企业碳管理的水平，想尽办法解决低碳关键的核心技术和能源高效回收利用等一些技术难题。目前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在氢能冶金、绿色装备、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封存（CCS）方面的技术和成本壁垒，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打破。

侯军：

低碳是我们行业目前必须面对的挑战。建议由国家有关部委牵头协调，研究我国钢铁工业低碳冶金工艺路线，建立标准体系，推动建立行业低碳冶金创新联盟，将低碳冶金技术放到产业发展战略层面上，集合行业力量共同推进；尽快建立碳排放和碳交易管理办法，全面实施碳市场交易。以碳中和为目标，继续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加强对钢铁绿色发展先行者的支持，对环保绩效达到A级的企业实施自主减排，最终达到环境重点区域与非重点区域的无差别化标准。

夏文勇：

碳减排对钢企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认为，主要可以从3个方面来做工作：一是通过信息化技术赋能传统钢企，助力钢企内部生产稳定、效率提升，进一步降低用能单位烧结工序的能耗、高炉的燃料比等。二是要抓好企业内部能源的综合利用，把煤气、蒸汽用好，并通过装备更新，使得自身的自发电量进一步提高，减少外购电量，实现内部循环。三是要紧跟社会需求，加大研发的投入，多生产高附加值品种，满足下游高端制造业的需求，降低单位产值能耗。

在鼓励政策方面，我还有2个建议：一是对于超低排放改造的投入，在考核国有企业的时候，应该把这块的投入视为当期利润；二是允许当期改造投入加速折旧。

刘明忠：

钢铁行业是我们装备制造行业的上游产业，也是下游产业，通过产业链协同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重型装备制造业典型代表，中国一重结合自身“十四五”发展规划，确定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绿色制造、建设绿色工厂，到2025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路线图。

黎立璋：

第一，希望优秀的钢铁企业要兼顾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方案和管理规范的制度性建设。优秀企业就是要做制度的引领者，以法规性的约束和市场化的奖惩机制来促进行业碳排放达峰和综合战略的实现。

第二，在工艺技术这一块，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推动新技术研发，也要梳理解决传统低碳生产工艺应用的难点、堵点。

问题三：有观点认为，推动钢铁行业更大力度的碳减排需要革命性的技术出现。目前，国内外不少钢铁企业都在研究低碳冶金技术，包括氢冶金、直接还原等技术。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革命性的技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历时多久不可预测，建议把更多资金和重点放在当前的技术改造上。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加快这些技术落地和产业化？

侯军：

钢铁行业的工艺特点决定了我们碳减排的主要途径是降低化石能源消耗。革命性的经济冶炼技术研究是一个方向，但历时多久确实不好说。当务之急是以“源头减、中间控、终端转”为原则，实施钢铁长流程工艺短流程化改造，全流程“变短”，比如，加快推进高品位原料结构、工序紧密耦合等技术产业化，以及“高炉大球比”技术改造等，快速实现全周期碳减排。

建议尽快出台钢铁行业低碳绿色发展路线，引导钢铁企业有序降碳，鼓励先进企业或有能力、有创新意向的企业，关注关键性低碳技术，加强相关研究与交流合作，加快实现规模化应用。

夏文勇：

我认为应该依据企业本身的情况，结合外部资源的条件来确定本企业碳减排工艺的技术路线。当前，应加快低碳冶金技术研究，以企业为主导，邀请冶金工程公司、科研院所及高校参与进来，提供基础的技术研究支持。

新钢正在跟中冶南方、东北大学就如何在高炉喷吹焦炉尾气进行研究和试验。根据一些实验的结果来看，每喷吹大约1.8立方米的焦煤气能够降1公斤的焦比。对于有焦化生产工序的长流程企业来说，这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

刘明忠：

我们在确立了自己的碳达峰、碳减排目标后，确立了3个方向：一是在减排放上下功夫，抓住减碳源头。中国一重将按照相关要求，在做强做优做大装备制造业板块基础上，大力发展新材料、地企融合、“一带一路”、产融结合等产业板块，加大装备制造板块运营运维占比，把降碳作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尽快实现碳达峰。二是在新能源装备研发上下功夫，增强减碳动力。三是在坚持系统观念上下功夫，形成产业减碳合力。在钢铁产业方面，加强传统冶金行业基础研究，提升冶金装备制造能力，紧紧抓住冶金装备升级改造有利契机，为客户提供技术升级、装备升级等全方位优质服务，支持钢铁冶金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问题四：3月1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钢铁去产量主要从节能减排这方面来看，冶炼能力要大幅压缩，但压缩的量多少，工信部正在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规划。目前钢铁行业分散度比较高，原料、能源对外的依存度依然特别高，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结合上述说法和行业当前发展现状，谈谈您的看法？

何文波：

废钢问题、限产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还切实需要我们来讨论。尤其是钢铁需求处于高位的时候来减产，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所以这对钢铁行业来说既有对当期的，也有对长期的影响。对政府、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性非常大的题目。

其实历史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从原来没有钢铁不得不进口，到现在有了能力，反而可能要再次进口。照今年这样下去，中国钢材也要转成净进口。这可能是今后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侯军：

肖亚庆部长这一说法，一方面体现了推进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要从政策层面通过节能减排倒逼钢铁企业压减产量。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确实存在产业集中度偏低、原料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对行业和企业发展造成了极大制约。我建议，将钢铁行业布局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安排，发挥行业龙头优势企业的作用，鼓励通过兼并重组、资本运作等方式提升资源集中度；多措并举增加铁元素的供给，加大国内铁矿石和废钢资源开发和利用力度；加快海外资源开发，扩大进口来源，增强铁矿石等资源能源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夏文勇：

首先，我认为钢铁去产量肯定是能够节能减排的，但产量应该是由需求来决定。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通过节能减排的强制推行来推动钢铁降低能耗，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优胜劣汰。

此外，我认为外购钢坯等初级产品的确是实现碳减排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同时还要考虑外购钢坯的性价比，以及外购钢坯品种结构是不是能够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并考虑外购钢坯资源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